引言
首先让我们了解情感与创造性认知过程中脑活动的关系：创造性任务(AUT)相对于对照状态(fixation)主要激活了额中回/额上回、舌回/枕中回、额下回、顶下小叶/楔前叶、尾状核和海马旁回。这些脑区均为创造性问题解决中常涉及的区域，与前人研究较为一致。例如，Gilbert等人采用fMRI技术考察了个体在解决创造性任务(不良结构设计任务)时的脑活动状态。对不同阶段的脑成像数据分析后发现，被试在完成任务的具体操作阶段显著激活了枕叶皮层、右外侧颞叶皮层、右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此外，运动和前运动皮层区、顶下区、内侧枕叶等多个区域也出现了显著激活。
其次是情绪状态与创造性认知过程中脑活动的关系：Luo等人对顿悟问题和常规问题解决的脑机制进行对比后发现，在提示呈现阶段顿悟问题与常规问题相比，右颞上/中回、楔前叶、左颞上回等脑区出现更强的负激活。Qiu等的研究也发现，“成功解决顿悟”条件相对于“无顿悟”条件，诱发了更大的P-、N-0和N0-；偶极子溯源分析结果显示P-这一正成分主要源于左侧颞上回以及顶枕联合区，而两个负成分分别起源于前扣带回(ACC)和后扣带回(PCC)。
Tian等的研究发现在顿悟问题的题目呈现之前，有顿悟条件相比于无顿悟条件观察到了内侧额叶/ACC、左侧颞中/上回、右侧小脑等区域的激活。研究者认为颞中/上回与解题信息的语义激活准备有关，颞下回与新颖性观点的生成和思维的独创性有关，颞叶及右侧小脑的激活还可能与工作记忆的提取(线索、细节的搜索和监控)和启发信息的保持有关。Zhao等人对言语顿悟问题解决的研究表明，顿悟条件与非顿悟条件相比，显著激活了左右颞中回和海马，并认为左、右侧颞中回可能分别与突显(寻常惯用的)和非突显(潜在的或远距离的)的语义信息加工有关。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非顿悟条件下，右侧海马和双侧颞叶均存在功能连接，而在顿悟问题解决条件下，右侧海马与右侧颞叶存在功能连接；与非顿悟条件相比，在顿悟问题解决条件下额下回与颞中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更强。研究者认为该结果表明，新颖的语义联结建立在非突显语义信息加工的基础上，且非顿悟条件之所以未形成与任务有关的新颖联结，是由于其相对于顿悟条件调用和选择了更多的突显信息以解决问题。
如前所述，人们在较积极的情绪状态下(如愉悦和平静)会认为任务情境是稳定的，因此采用满意标准(将第一个自己感到满意的方法作为解题答案)，即调用和选择更多的突显信息以解决问题，想出的答案往往比较肤浅，较缺少深思熟虑和创造性。因此，愉悦和平静与颞中回的激活以及独特性均呈显著负相关。与此相反，焦虑情绪下个体则倾向于认为任务情境是不稳定的，为解题方法确定较严格的标准，因而选择最佳解题方案，即全面检查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方法，更有利于新颖独特的观点产生，所以焦虑情绪促进了创造性表现，其与颞中回的激活以及独特性均呈显著正相关。
情绪加工的主要神经中枢是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amygdala)、脑岛(insular)和前扣带回等。脑岛是情绪加工的重要副边缘结构，主要负责监测个体的内部情绪状态，整合感觉、动机和行为。有研究者推测，情绪的唤起发生在脑岛，然后与其他认知信号在腹侧ACC整合。在行为抑制过程中，随着抑制难度的增大，负性情绪线索对左侧脑岛的激活也会逐渐增大。这也与本研究中平静与脑岛的激活呈显著负相关一致，这可能反映了在创造性任务中被试越平静，其对情绪行为抑制加工所需要耗费的认知资源就越少。上述研究结果综合表明，个体的情感(特质情感和状态情感)与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密切相关。
我们还可以了解亚临床抑郁与创造性关联的神经机制：早期就有精神病学家认为，情感疾病遗传的可能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易感状态，这种由遗传获得的易感状态，即使在未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前也是存在的，其可能表现为对精神疾病的抵抗力降低，但在某些环境条件的激发或诱导下也可能表现为创造性潜能。而且，情感障碍症状的变异和演化过程是连续的，有“灰色的”中间地带，亦即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研究者提出，创造性成就和情感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呈倒“U”形的关系，即创造性与轻度情感症状有关，而重度情感疾病对创造性不利。
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患严重情感障碍的个体其创造性(尤其是发散性思维)较低；而表现出轻度躁狂/抑郁的亚临床人群，或具有躁郁性气质和精神质得分较高的高危人群可能更具有创造性。虽然这些理论和行为层面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创造性与情感精神疾病的关系，但是其局限在于无法从微观上探索二者相互关联的神经机制并由此确定个体差异的源头。目前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还较缺乏。现有的研究也多以临床患者为对象，对于亚临床人群的内在心理和生理机制的探讨并不多，尚存在大量空白。
而且，对亚临床人群较易使用各类测查工具并增大样本量，从而便于研究者分析创造性和精神症状之间存在的各种潜在变量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可以避免疾病的临床状态及药物等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创造性和精神疾病关联背后的机制。同时还有助于我们对情感障碍易感群体(如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进行早期的预防性干预——而这类人多出现在创造性相关的领域。研究表明，特定的情感气质类型是情感障碍的前驱表现型。
经过对大量抑郁障碍患者的多维人格问卷调查和分析后，研究者发现消极情感是所有病人组中的第一个基本维度。但目前尚未有研究采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亚临床抑郁与创造性关联的神经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亚临床抑郁又称阈下抑郁，是指具有一定的抑郁症状，但没有达到重度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一种状态。对亚临床抑郁的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主观判断，还需要进行较为客观的量表筛查。亚临床抑郁的研究中较多使用的量表有：贝克抑郁量表，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等。
其中贝克抑郁量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公认的分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使用贝克抑郁量表对亚临床抑郁个体进行筛查。同时，抑郁情绪在一定范围内也是正常个体情绪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避免对“亚临床抑郁”这一标签的过度使用。为了保证所筛选的亚临床抑郁个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确保不是因偶发事件而导致暂时性的抑郁情绪升高，有研究采用两阶段筛选法来筛选亚临床抑郁个体。例如，Fergusson等的研究根据个体是否在一段时间内(2周)出现抑郁心境或快感缺失，但又不满足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或并未报告显著的功能丧失来定义亚临床抑郁。
结语
因此，研究采用经典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同时结合两阶段筛选法来筛选亚临床抑郁个体并探讨其与创造性的关系。大量研究表明，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方法能够准确、全面地评价脑组织的神经解剖变化，从脑形态学的角度为皮层功能定位提供客观的证据，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不同特质与脑结构的关系。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客观、可重复性好。由于是逐像素进行统计比较，有统一的评判标准，避免了人工测量的主观偏差；(2)能反映全脑的区域性灰质改变，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区域；(3)便于自动化处理，易于临床推广。因此本研究利用结构磁共振成像数据，对高分辨率结构像(3D-T1)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以此来探讨亚临床抑郁个体脑结构形态学上的变化与创造性的关系。